以危机为契机，中国养老事业能否迎来更为快速、健康的发展？

　　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际，各国“养老院”仿佛成了一个被施了魔咒的地方。频频被爆出聚集性感染案例，甚至是工作人员“逃离”，导致老人们被饿死的恶性事件。

　　反观国内，在疫情之初，全国养老机构在民政部的部署下，执行了较为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政策。除了2月份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家养老机构出现聚集性感染外，其余养老机构基本安全度过了这场“劫难”。

　　清华同衡规划院技术创新中心孔宪娟博士对此向健康界分析，这主要得益于国内总体的疫情防控比较严密，也得益于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智慧化服务”措施的采取。“然而，由于目前中国机构养老的发展很不充分，因而，与国外养老机构相比，在疫情中的考验难度不可并论。”她表示。

　　即便如此，封闭式管理后工作量增加，使得养老护理员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人手不足造成的服务质量下降，加上封闭式管理的氛围，使得老人们心理问题也较为严重……这些发展短板带来的“脆弱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养老护理员短缺的矛盾更突出

　　“你有消息什么时候解封吗？”接受采访之际，椿萱茂北京北苑老年公寓养老护理员孙宏鑫不由地向健康界发问，言辞间透出对“解封”的迫切。

　　“今天是封院的第95天了。”这个数字孙宏鑫脱口而出。因为每天和同事之间打招呼的时候，彼此都会掰扯一下——已经多少天没有走出院门了。

　　春节前，他原本准备送完最后一批老人离院后就回家过年。然而就在除夕当天，养老机构接到民政部下发的封闭通知。

　　这一封，就是三个多月。

　　除了能早些解禁，现在孙宏鑫最希望的，就是“多招些人，把我们的工作负担减轻一些”。由于年前一些同事离京，他们的工作自然就分摊到了其他同事身上。

　　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封闭，老人一直不能和家人见面，容易情绪低落、食欲下降。这需要机构内的护理员给予更多的心理疏导工作。

　　“尤其对于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异常行为会比平日多一些。”孙宏鑫说，疫情期间不允许上下楼层之间串门。有一回一位老奶奶硬是不听劝导，甚至开始骂起维持秩序的护理员，差点动手。“疫情期间工作繁重。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

　　为了排遣老人们对亲人的想念之情，护理员们会帮助他们和家人进行视频连线，这也为他们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

　　“实际上，在疫情发生前，全国的养老院已经普遍存在养老护理力量紧缺的问题。”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司长俞建良在3月份一次例行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国有200多万老人入住在约4万个养老机构，但是工作人员只有37万。“37万里面真正的护理员只有20多万。”俞建良说，“一个护理员平均下来差不多要服务近10个老人，服务量是非常大的。”

　　疫情发生后，养老护理员短缺的问题更为突出。据介绍，养老院封闭管理后，护理员普遍处于长期在岗状态，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同步大增。

　　“养老护理员在疫情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孔宪娟说，老人是心理较为脆弱，身体素质较差的易感人群，疫情期间需要得到更为精心的照料。而养老护理员人手的不足，会造成在岗护理员工作负担加重，客观上难免造成服务质量的下降，甚至存在酿成悲剧的潜在风险。

　　养老护理员短缺，也在养老机构的发展中形成了“掣肘”。北京嘉祥敬老院院长倪朝辉告诉健康界，该院可供老人入住的大楼共有12层，如今4~9层已住满，但其他楼层空着。当然有老人愿意入住，但是因为护理员人数不足，敬老院无法继续接收。

　　孔宪娟表示，目前我国养老护理员的待遇不如育儿嫂这类职业的待遇高，并且照顾老人的工作比较辛苦，尤其是护理使能、半失能老人也相对比较“脏”，使得这一工作很难受到青睐。未来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老龄化会越来越严重，相关人员的缺口也会越来越大。“应当通过提高待遇等，促进相关人员的从业热情。”

 

　　收入不增支出增，养老机构压力陡增

　　“这样下去再过几个月，估摸养老机构都扛不住了。”倪朝辉说，封院之后，养老机构就开始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截至到3月底，住着120多位老人的嘉祥敬老院，仅仅用于疫情防控的费用，就花了60多万了。

　　“封院之后，全员管吃管住，要购买日常生活用品、防护物资。安抚工作人员，要给他们双倍工资……开销增加了很多。”倪朝辉介绍，然而不能接待参观、接收入住，就没有收入。

　　这种情况在民营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近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介绍，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疫情期受访养老机构与同期相比收入减少20%左右，平均支出则增加20%-30%，压力陡增。

　　在养老机构管理者看来，特殊时期疫情防控工作为上，暂时有资金损失可以理解。然而防疫的弦绷得再紧，也难保没有棘手的状况出现。倪朝辉透露，疫情期间，一位90多岁的癌症晚期老人去世，家人不顾养老院封闭管理的考虑，打110报警要求入院取证。

　　“从凌晨一直到第二天早上10点钟，开着警车，穿着防护服，又消毒又做笔录，给我们造成多大影响！”倪朝辉的语气中透着无奈。

　　千禾养老北京韩村河院分院院长王国华对此也有同感：无法接收新增入住者之外，还有餐饮、消毒用品、日常用品消耗增加带来了成本上涨。

　　为了帮助养老机构渡过疫情难关，目前许多地方已经出台了实施办法和细则，主要集中在提高运营补贴标准。李邦华提出的措施包括政府提前发放半年的运营补贴资金、降低房租成本、优化授信条件、开展费用减免、提供物资保障等。

　　“随着养老机构服务逐步恢复，养老机构可以接收新入住老年人和返院老年人之后，我们相信养老机构的压力会逐步缓解。”李邦华表示。

 

　　疫情之后，养老机构借势迎来春天？

　　即便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但对于养老机构今后的发展，倪朝辉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从“客户”那里得到了更多正向的反馈。有的老人家属对他说：“这段时间，老人住在你们那里，我们觉得很放心”。

　　更重要的是，所有养老机构一起打了胜仗。

　　一直以来，养老机构的服务品质之所以难取信于公众，就是因为质量良莠不齐。而这一回，在民政部的统一指挥下，所有养老机构按照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开展疫情期间各项防控工作的部署，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倪朝辉看来，这一回全国养老机构之所以可以做到“一盘棋”开展疫情防控，中国在养老这样涉及面极广的重点民生领域的“大政府”模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养老机构是一个封闭的、相对独立的单元，一般是两人或多人同屋的集体居住；老人和护理人员的接触频繁而亲密，并且一个护理员要同时服务多位老人；再者，养老院的老人们多为本身有基础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这些因素叠加，使得养老院的疫情防护工作存在不小难度。

　　围绕这些问题，民政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尽早启动了封闭管理措施。从1月23日就开始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的养老院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

　　及时发布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指南，从组织领导、出入管理、内部管控、老人防护和心理慰籍到疫情的处置、消毒等，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操作性规范，并且根据疫情的发展，及时进行了更新修订，陆续发布了第一版、第二版。

　　全面对全国的养老机构进行督导。通过网络系统将视频会议开到每一个养老院，联系到每一位主要负责人，对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包括排查、隔离、救治、人员配置，尤其是物资调配的工作。

　　“从这些措施实践来看，凡是严格按照民政部制定的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指南来执行到位的，基本都做到了零感染，凡是出现感染疫情的，执行中一定存在漏洞。”俞建良说。国务院还将养老机构的疫情防控工作纳入到了地方联防联控机制里面，也对全国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今后依旧按照这种模式，开展消防、流感防控、食品安全，以及专业性、服务品质提升等，养老机构都能很快步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上，取得更多公众的信任。”倪朝辉对此更有信心。

　　4月27日，民政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养老机构准备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情况进行督促指导，2020年底前实现60%以上的养老机构提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

　　可以看出，在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问题上，国家表现出了监管越来越严格，标准越来越统一，要求越来越精细的决心。这无疑是对养老机构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

 

　　国外养老院成“重灾区”，带来怎样启示？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肆虐，我们不时看到各国养老机构失守的报道。诸如：“欧洲近半数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意大利一养老院近两百人染病毒死亡”，更有一些媒体用“人间地狱”等刺激的词汇来描述国外养老机构的惨况。

　　一直以来，对于一些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其机构养老模式曾被视为典范。然而在这场大疫的检视下，各国养老机构纷纷“沦陷”，这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养老事业带来怎样的启示？

　　正如倪朝辉所言，不同社会体制之下，中国养老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的行动应该得到肯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而不是一股脑地照搬国外的模式和策略。“战时”如此，平时也当如此。

　　疫情之下，欧美发达国家也在反思。

　　“许多养老院并没有为流行病而做好准备。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纽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临床教授罗宾·格申指出，养老院的看护人员不足、资金不足、医疗防护资源不足，同时缺乏训练有素的员工，政府又没有进行适当的监管，这导致养老院变得非常脆弱。

　　同时，病毒的“无差别打击”检出了社会中被“忽视”和“低估”的角落。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博士强调，在整个欧洲地区，长期护理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在过渡到新常态的过程中，必须投资于这些设施，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以人为本的综合长期护理系统。”他表示。

　　当然，一味放大其短板，也并不客观。

　　作为一名常年旅居澳大利亚的初级保健领域学者，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副教授杨辉向健康界表示，当前国内对于国外养老机构在疫情中表现的报道也显偏颇，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会影响国内公众对养老机构这个领域的评价。

　　杨辉介绍，在非疫情时期，各国老人的死亡地点原本就有很大差别。根据对45个国家老人死亡地点的荟萃分析，平时一半以上国家的老人多是在医院去世的。“中国比较特殊，平时80%的死亡地点是在医院和养老院之外，也就是在家死亡的。”

　　但在疫时，各国医疗挤兑状况下，老人在医院去世的比例明显减少，并转移到了在养老机构去世。这就使得在养老机构去世的老人比例明显上升。

　　“这恰恰说明，长期照料服务的普及程度，在西方国家是非常高的。”杨辉说。

　　这意味着，对于国内的养老机构，借鉴疫情经验，用更标准化的服务质量和更精细化地管理手段让公众“放心”，长期照料服务的前景无疑会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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